进入6月,河内纸业公司几乎停止了在银行层面的贷款,转而要求买方将付款期限由原先的30天分期付款提前至15天。
相对于事后的应对,陈建宇更看重事先的预防,包括一些政策风险。
越南政府的朋友和越南侨民提供的信息,帮助他提前作出了判断:钢材、水泥等大宗商品价格会在6、7月份猛涨,银行外币“双价”(官方牌价与黑市牌价)格局有望在6月底结束。于是,他一方面坚持不按黑市牌价付款,一方面提前几个月低价储备了足够支撑6、7月份的钢材——对于摩托车行业,这无疑是救命稻草。
越南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本刊,越南侨民在这个2007年GDP只有720亿美元的国家起着重要作用,侨汇在相当程度上支撑着国家的经济发展,也是热钱的重要来源。
相对于年轻企业,有丰富忧患经历的越南民众对高通胀更有着一整套的经验。
上世纪40年代~80年代,越南先后与日本、法国、美国、中国发生战争,高通胀在当时是常态。1987年的那次,通胀率甚至高达700%。领到工资,获取外快,第一时间换成美元和黄金进行保值,花费时再去金店换回越南盾消费,已是越南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在一家钢铁公司做秘书工作的越南姑娘阿惠月工资只有150万越南盾,继而只有谋求第二职业一途,好在越南政府一直对此进行鼓励(多年战争导致政府无力承受更重的负担,因此鼓励民众开辟其他的收入渠道)。她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,她在6月中旬将手中积攒的美元以1:18000的汇率卖出,小规模获利。谁知第2天汇率就变成1:19000,令她后悔不迭。在她看来,金融动荡之时,也是获利最丰厚的时候。
尽管政府早在6月初就禁止了美元的卖出,但记者3度前往金店集中的河内36条老街之一的“银街”,每次掏出越南盾要求兑换美元,都能找到肯“卖出美元”的金店——在越南金融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金店,此时正在为投机制造条件。
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冯氏惠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此前七八年间越南民众稳定的收入增长,是这次高通胀来临时社会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,“民众普遍持有一种心态,大不了我的生活退回到2005年的水平,但还是要比1999年要好许多”。
入夜,河内的COFFEE STAR酒吧依旧火爆,在动感十足的音乐衬托下,阿龙端着一杯越南中原牌现磨咖啡对本刊说:我股票赔了5000万越南盾(相当于2万人民币),但并未影响我的生活,我还是和女友每天都要见面、吃饭、甚至看电影。
而建筑公司文员邓秋庄也说,尽管需要父母贴补,但她并未缩减每月100万越南盾(相当与400元人民币)的交际费用。
政策的起伏与投机热浪
1986年实行“革新开放”以来,相对除了新加坡的其他东盟国家,越南国内政治稳定,获得国际资本几乎是一致的赞扬。尤其是新世纪以来,即使在劳动力成本同样低廉的中国,投资越南也开始成为很多企业的选择。
2006年年中,越南政改迈出实质性步伐中最为关键的一步,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总理3人分治并举行差额选举。到了年底,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(WTO),一场资本的盛宴也开始逐步推向高潮。